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（ZT）

      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特权横行，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是特权制度。

    譬如，最近媒体上即“擅自披露”了两个典型事例，其一：2007年11月17日，广东陆丰市公路局局长葬母，办丧宴超过300席，3000人对特权官员献媚；其二：据新华社报道，中国最大的“地主”碧桂园，以零地价拿到上千亩土地。地产商、腐败官员合谋发大财，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谁来维护？

    不铲除此特权腐败制度，中国的现代化其实是无望的。

    正如胡锦涛曾经指出的：腐败、滥权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敌人，是社会矛盾激化、危机丛生的主要源头，是政府面临着亟待解决的主要课题，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是拥护、信任还是反对、不信任的主要呼声。中国的特权制度，表现为：一、官本位的等级制度。

    中国大部分资源，都掌握在“官”的手中，虽然，现在很多资源也市场化、民营化了，但是，非“权力依附型”的企业，是难以生存和壮大的。

    由于中国没有同时进行宪政改革，所以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不但没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级制度，以及计划经济时期的25级制、15级制，反而不断地强化着君臣尊卑的传统观念，并且将之法制化。

    与封建制度相比，现在只是称呼上有所改变，称为“县处级”、“地厅级”、“省部级”等等。等级制度，在改革开放前，还只在“干部”中实行，现在，推广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。于是，有了局级公司、师级歌星、厅级方丈、副部级院士等等。

    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，举凡工厂、医院、银行、城市、街道、学校、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、民主党派、甚至道观佛寺等，一切社会组织，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，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、市管干部、省管干部，等等。

    同级干部，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，不同级干部，更有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。干部，可以听什么报告，看什么文件，是否享受秘书、厨师、保姆、警卫员、司机、公务员等等服务，全看他的级别高低。

    级别高的干部，就自认为掌握了“真理”，从而可以傲视普通人，过着特权的生活。二、黑箱化的财政制度。

    发达国家的钱袋子，是掌握在议会的手中，官员每花一分钱，都要经过议会的批准。而中国的财政，是官员化、随意化、秘密化的财政，一切支出，由官员说了算。所以，25年来，中国政府的行政开支，增加了87倍。

    据有关调研报告：全国党政机关系统，违规违纪、挪用侵占、公款吃喝、休假旅游、出境出国、送礼、滥发奖金福利，2006年度，高达2万亿元，相当于当年全国税收收入的50.5％。江苏、浙江、上海、山东、广东五省市厅局级干部，实际年收入为55万至105万元，副省级以上干部，实际年收入为125万至250万元，每人花费公款600万至2000万元。2004年，上海市党政国家机关系统，公款吃喝、旅游、境外观光、进修、读书、送礼、超规格发放福利奖金、补贴等，共计1045亿元，2005年为1276亿元；广东省2005年为2485亿元。三、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。

    据《远东经济评论》2007年第4期报道，中国亿万富翁 3220人，其中2932人，即超过90%是高干子弟；在5个最重要的工业领域——金融、外贸、地产、大型工程、安全业，85%—90%的核心职位，掌握在高干子女的手中。

    截至2005年底，仅海外高干子女亲属经营的中国进出口贸易，每年就达1千多亿美元，拥有财产6千亿美元以上，海外定居的高干亲属，超过100万，其中高干配偶、子女 20多万人。

    特权垄断，常常造成国家和全民利益的损失，如国有商业银行——兴业银行，以远低于市场价格，甚至以不到市场价格的1/10，把股份贱卖给外资，仅中国工商银行、中国银行、中国建设银行、中国交通银行4家银行，因为贱卖，损失就超过7500亿元，仅2006年一年，银行股贱卖的损失，就达6000亿元，整个银行业损失上万亿元。（见《中国财富》2007年第10期）

    仅中国石油、中国石化、中国移动、中国联通4家国有公司，4年海外分红，就超过1000亿美元，这些公司的盈利，完全是来自对国内消费者的掠夺，凭着其垄断地位，抬高资源价格，或者对手机双向高额收费等，然后把利润送给外国人。

    为了增加赢利，两大石油巨头，不惜制造“油荒”，以抬高国内价格，并且出口退税。据海关统计，在2005年“油荒”前6个月，石油巨头共出口成品油759万吨，同比增长48.6%，而进口却下降了21.1%，6月份的同比降幅，更达到22.6%。其中，占主导地位的燃料油的进口，上半年同比下降了17.6%。

    中石化2005年实现净利润395.58亿元，另外还获得中央财政补贴100亿元。这些国有企业，凭借垄断获得的巨额利润，不但不需要向国家分红，反而得到财政补贴，而8亿农民，2005年获得的粮食直补，也才132亿元。

    据《南方周末》报道，中国的粮食连年丰收，产量达 9800亿斤以上，为什么还出现粮食短缺、粮油价格上涨的现象呢？

   原来，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(“中储粮”)，每年要收购全国小麦商品总量的60%，以控制麦源，按兵不动，采取“市场饥饿法”，把小麦市场“托”起来，继而在收购价的基础上，加价“顺价销售”。

   中储粮每收购1斤粮食，政府给予2.5分钱的补贴；每存储1斤粮食，政府给予4分钱的补贴。按亩产800斤小麦计算，一亩地政府给出的补贴为52元，其中，农民实际得到了每斤2分钱、每亩16元的补贴，其余36元补贴给了中储粮。消费者每多支出1元的粮油成本，农民得到的好处不足0.15元，而中储粮等特权企业，赚去了0.85元以上。四、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。

    目前，中国的医疗分成几类，公务员享受财政拨款的公费医疗，部分职工是个人帐户加社会统筹，另外一些职工和居民，购买商业保险，农民参加合作医疗。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，城市居民中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占44.8%，农村有79.1%的人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。劳动与社会保障部的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试点，也只覆盖了10%的农民工。

    卫生部的一个副部长，在在国务院新闻办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，目前中国农村有40%~60%的人看不起病。在中西部地区，由于看不起病，住不起院，死在家中的人，占60%到80%。 

   据《当代中国研究》2003年第4期，从1991年到2000年，中央拨给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，仅为象征性的每年 500万，地方政府再配套500万。全国农民分摊下来，平均每年每人大概是1分钱。

    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，另一方面离退休高干，却长年占据40多万套宾馆式高干病房，一年开支500多亿元，再加上在职干部疗养，国家每年花费约2200亿。官员们的公费医疗占去了全国财政卫生开支的80%。

    而且，目前中国80%的医疗资源，集中在北京等特权城市。

    中国卫生的公平性，在世界19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，倒数第四。 

   中国的养老制度，也是封建等级化的。官员们按照级别，享受相应的待遇，直到死亡，不论是否在职。高干离职后，秘书、警卫、司机、勤务、厨师、保姆、专车、住房及医疗待遇，一律不变。五、令人生畏的警察特权和司法特权。

    警察绝大多数是好人，警察和司法的特权，源于缺乏民主监督的体制。    据新华社哈尔滨2007年11月13日电：哈尔滨市区电子监控设备发现，警车闯红灯，月均近1200次。

    某县动用警察，收提留款，动不动就把村民拘留，站在一旁的村民刘振中，说了一句“这赶上土匪了！”于是，被警察四处搜捕，其妻、父、叔、兄弟媳妇，皆受牵连，都被送进监狱。

    江苏少女纪海云，被污称卖淫，遭警察毒打3个小时，下体、大腿内侧被棒打、鞋踢、脚踩，医生说：“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姑娘被打成这样的，真是惨不忍睹。”

    某警察甚至说：“我们吃的就是这碗饭，开的就是这种店，打人是家常便饭。”“我打你是执行公务，你还手是妨碍执行公务。”

    上海巨富周正毅在看守所的监狱生活，也处处显示出特权：每餐“四菜一汤”；允许使用手机；数次看病，每次医院都接到命令停止门诊，专为周正毅一人服务；亲情电话，成为周正毅想打就打的特权电话。六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。

    户籍制度，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权、农村人的社会底层化。

    1999年，北京市劳动局出台了“2000年本市允许和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”，限制外来工的行业8个，职业、工种103个。

    据新华社南京2006年2月18日电：南京上百万农民工， 5年来只有4—5人成功落户在南京，不到百万分之一。

    据《法制晚报》2007年4月26日报道：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显示，34.28%的在京流动儿童，为北京土生土长，20.82%的儿童，不能及时接受教育。 

   目前，中国高等教育的城乡学生比，从改革开放初的 3：7，发展为7：3。

    据《南风窗》2006年3月1日报道，中国农民高价购买生产资料交纳的增值税，每年在4000—5000亿元，是全国增值税的一半，相当于每个农业人口每年交税400—500元。另据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表示，全国增值税的60%都是农民交的。

    国家财政每年拨出支农资金高达4000多亿，但大部分资金补贴了粮食企业、化肥企业等权贵部门，农民获得的补贴很少，国家的扶贫资金，也主要是肥了地方政府部门。七、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。

    小学生个个比谁家父母的官大；大官的孩子，被老师悉心照料，当上班干部；课堂上宣讲的往往是尊敬领导、服从权力。

    2007年5月28日上午，为庆祝“六一”儿童节，武汉市举行少先队的特色比赛。当日，武汉最高气温达35.3℃。原计划8点30分开始的比赛，却因领导的姗姗来迟而延后。等一个个领导，在太阳伞的遮阴下讲完“祖国的花朵们”之类的话（官员们的心中其实在说：我才是祖国的花朵呢！），一直炙烤在烈日底下，穿着长袖制服，并且手套、帽子……裹得严严实实的军乐队员，终于起步，开始比赛。手持指挥杖的小男孩，才走出几步，一头晕倒在地。当老师和家长紧急抢救时，领导们一个个悄然离去。

    某市文化旅游节逢雨，领导们都有人给打伞观礼，而学生们个个立在雨中，浑身湿透。

    银川市举办首届中小学运动会，各级领导轮流发表宏篇大论，台下，四十名八九岁的女生穿着单薄的表演服，在低温的寒风中，苦苦等待了1个小时。

    在河北省科技活动周开幕式上，一名小学生耐不住持续两小时的烈日炙烤，当场中暑昏倒。然后，台上领导们也都悄然离去。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，当大火突袭的时候，有人高喊着：“同学们不要动，让领导先走！”结果，克市领导、教委领导几十人，都成功逃生，没有一人死亡，而288名学生，葬身火海。中国的学术机构，也处处渗透了权力。55年来，北大物理系培养的22位院士，不带官职的只有4位。51级入学的 4位院士中，3位是部长。

    高考分数线歧视，则造成了地区特权、城市特权，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。恢复高考20多年来，北京的高招录取分数线，大大低于其他省份，相差最高达160多分，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数，在北京，竟能上北大、清华。

    美国也有帮助弱势族群的录取政策，但绝不可能照顾发达城市。八、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。

    由于电台、电视台、新闻出版业的垄断和特权，以及不允许出现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领域除娱乐之外的明星，电视台等，为了保险，“不出问题”，不敢报道真实消息，不敢追踪社会问题，不敢深入挖掘新闻内幕，因此，天天播出娱乐节目，吹捧几个歌星，号称是弘扬“主旋律”。

    8亿农民、2亿农民工、3亿多低生活水平者、4000万失地农民、3000万上访者、2000万农村留守儿童、2000万打工子弟、6000万残疾人、2亿工人、1.2亿乙肝病毒携带者、上百万爱滋病患者，在媒体上统统不见了踪影，成为沉默的大多数。

    ……中国的特权横行，真是罄竹难书！

    因此，只有废除官本位的等级制度、黑箱化的财政制度、权贵垄断的企业制度、封建等级的社会保障制度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、宣扬特权的教育制度、歌颂权贵的文化制度等，中国才能进步，才能实现现代化，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国家，为此，我强烈建议：取消工厂、医院、银行、城市、街道、学校、科研院所、社会团体、民主党派、道观佛寺的行政等级；

    除退休的国家主席、人大委员长、总理等少数人之外，取消退休离休后的秘书、厨师、保姆、警卫员、司机、勤务、公务员、专车、住房及医疗方面的特别待遇；

    取消干部病房、高干病房、干部疗养所、领导度假别墅、部级待遇等，公款福利特权；
    建立科学化、规范化、公开化、民主化的公共财政体制，一切支出，改由各级人大决定；

    打破石油、电力、电信、金融、保险、证券、外贸、烟草、粮食、地产、大型工程、农用生产资料、有色金属、民航、铁路、安全等领域的垄断，国家参与其分红，提高其税赋标准，引入竞争主体，形成市场化的多元竞争格局；

   废除歧视性的户籍制度，建立身份证电子管理系统，将沉淀在当地的户籍资料、人事档案、个人及家庭收入纳税、缴纳保险情况，信用、守法记录等等，纳入全国统一的身份证号码查询系统中；

    废除高考分数线的区域歧视；

    立法严禁在招工、教育、医疗、住房、自由迁徙、失业保障、养老保险等方面，歧视任何一部分国民。

    取消财政对机关幼儿园、机关小学、重点中小学等的倾斜投资政策，促进学校的均衡发展，实现教育公平；

    规定一切城市，不得限制外来工的职业范围，不得拒收或者高价接受打工子弟入学；

    规定行政人员、官员，不得参与教授、院士等的评定；

    取消电台、电视台、新闻出版业的垄断，允许民营媒体参与竞争，政府只需对其业务、内容进行规范；

    逐步建立宪政民主，以及公民监督、司法监督、媒体监督的制度；把各级人大，变成真正的权力机关，实现人民代表的专职化、专业化和自由选举。

    人民代表拥有罢免弹劾官员、决定财政预算决算、进行重大决策的权利；让司法、反贪、审计、监察、信访等部门，独立于行政；对弱势群体，进行有效的权利救济、司法救济，媒体从各级官员的喉舌，变为人民群众的喉舌。

    胡锦涛明确指出：“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，应该是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、诚信友爱、充满活力、安定有序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。”铲除特权制度，确立民主法治、公平正义，恐怕是中国目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，重中之重。

    只有废除特权制度，才能发展中国！　振兴中华！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谈崛起二字！